纪念 | 张治：钱锺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

纪 念

钱锺书是现代中国著名的学者、作家，他的代表作《谈艺录》《管锥编》《围城》等影响广泛，是20世纪中国重要的学术和文学经典。今天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日，我们特推送中国海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研院第四期邀访学者张治所作文章《钱锺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本文刊载于《学术研究》2019年第3期，特此转载，以表纪念。

今年春季学期，文研院曾在公众号平台开设“线上雅集”专栏，并邀请张治老师共同推出《书斋内外的钱锺书》系列。张老师以文字和视频讲述相结合的形式，分享了他近年研究钱锺书先生著作和手稿集的一些收获。今天，我们将在文末对此系列进行回顾，以飨读者。

钱锺书（1910-1998）

钱锺书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

文 / 张  治

作为现代文学家的钱锺书，一直有意疏离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之外。而作为学问家的钱锺书，也很难列于某个具体研究领域之内的学术谱系。假如沟通“文学”之“文”与“学”之异同关系，则可认识到钱锺书的学术思想和文学风格对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具有独特的反思性价值。从他对于明季与晚清的西方文学对中国之影响的种种批评与讨论来看，他将异质文明的交流视作更具本质意义的文学生态，以此建立迥异于现代国族话语路向的世界主义文学观念。而汇通中西的学术眼光，使钱锺书在评骘近现代中国文学的热点问题时能够充分深入其所倚仗的思想资源之中，重新检览新创与因袭的虚实情况，由此呈现真正有价值的部分。钱锺书对于展示个人才能的文学形式感的重新强调，对于文学修辞与学术思想密切关联的揭示，在新时代的汉语文学环境下都有助于启发学界，激活看似陈旧、“死去”的文学资源，从而彰显和发扬作为“永恒之当下”的文学本质意义。

钱锺书去世后，杨绛宣称：“他曾明明白白说过，他不愿进中国现代文学馆。”作为作家的钱锺书，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有独树一帜的表现，有自觉与整个文学界保持距离的矜持态度。他的文学创作不多：一部长篇小说（《围城》），一部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一部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几种旧诗集（《槐聚诗存》仅是晚年自订的删略本）；还有为数可观的批评文章，也可放在通常文学研究的视野中。创作少，绝非常见的“江郎才尽”，甚至也并非担心“多产只增加了读者们的负担”（《灵感》）。《围城》问世后受到“围攻”，钱锺书致信友人，自称“腹中尚有小说数部”，连同已经开始写了的《百合心》，一起就此搁笔。受到外在环境冲击就立即中断了文学生涯，这相较于同时代大多数作家的表现，可见他对时势更为清醒的判断。钱锺书又是学者，回观文学古今之种种流变，兼以中西修辞技艺与思想的对照进行疏凿源流、分别正伪，这比现身说法来得隐蔽安全，且可能更深刻地切中问题。从钱锺书的学术与文学的关系切入本文主题，可看到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批评具有很强的当下问题意识，不见得是在文学创作道路阻滞之后才变得寄寓幽深起来，反倒是其一生谈诗论艺的底色。

 一、世界性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就提出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将纯时间意义上的20世纪作为一个整体，建构起五四传统和新时期的统一性，并将五四传统的先声追溯到戊戌变法失败后的文学改良运动。这无疑是当时学术界自觉排除社会政治史观、革命史观干扰文学史分期所造成问题的一种表述意见，至今仍有很大影响，并成为学界对于文学史时间概念界定上的一个重要观点。但是在其时间框架和整体主题的认识上，一直还有些新的学术观点，对此提出挑战。比如1898年前后政治改良派提出的文学革命和思想启蒙之设计方案，在19世纪更早的时间存在着先声和萌芽，传教士文学对清末中国文学现代化构想早就提供了基本主题的源泉。

钱锺书关注的明清文学部分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框架里的时间上限有交集，对中西文学交流主题怀有极大研究兴趣，可提供我们从“世界性”这个意义上重新审视中国文学在前几个世纪里的很多模糊不清的线索。

今天谈到“世界性”，谈到文化交流，容易联想到文化霸权的问题、欧洲中心主义的问题。因此在中国近代历史（包括文学史）叙事中，如何体现出本土文化自主、自发的进展理所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表现方式。80年代初钟叔河编纂“走向世界丛书”，强调的就是“中国本身拥有力量”，是感慨于近代中国文明落后于人而奋起追求富国强民之路而发。钱锺书主动要求给这个丛书写序，其中表现了与钟叔河不同的审视视角：“一些出洋游历者强充内行或吹捧自我，所写的旅行记——像大名流康有为的《十一国游记》或小文人王芝的《海客日谭》——往往无稽失实，行使了英国老话所谓旅行家享有的凭空编造的特权（the traveller’s leave to lie）。”充内行或是自我吹捧的表现，一是对于似懂非懂的新鲜事物强加解释、乱做联想，二是几乎贯穿整个晚清时期的“西学中源”说，把所有西方文明的智慧成果都说成中国本来都有的。然而，钱锺书又很重视这些晚清海外游记诗文的资料。他关注造语拟象，从语言与形象的思维活动中发现不同文本间的联系。这在研读涉及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手文献时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中国学术文化以及语言文学传统本来都是底蕴极为丰厚的，但是面对异域的世界图景，特别是面对西洋近现代文明时，过去顺理成章的经验都变得不知所措了。如何调动腹笥中有活力的个人才思，来完成描述、评价自己旅行观感的体会，其实是一场很大的文化较量。在一篇书评里，钱锺书议论在异域生活的“游历者”，认为异质文明在旅行写作里，最初所长于记述的方面往往流于感官上的浮表：“这种游记常常肤浅荒谬，可是有它的趣味。并且议论愈荒谬，记载愈错误，愈引起我们的好奇心，触动我们的幽默感，因此它也可以流传久远。”关键在于游历者自身文化品味的包容度，无此则即使“睁眼看世界”，亦无甚进步可言。晚清海外游记文学里包含的知识活动与审美思想可以合二而一，“走向世界”背后的民族主义观念最终是可以破掉的，破掉的方式就是这种世界主义的观念。

钟叔河编“走向世界丛书”（35种全十册）

岳麓书社2008年版

在钱锺书的文学思想里面，这种世界主义观念由来已久。他在牛津大学的文学士论文，题《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里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是在当时已有类似研究基础上的进一步阐发。后来他写作《欧洲文学里的中国》而未完，从身后才发表的残稿看，刚刚处理完对于古希腊罗马文献的梳理，其中有超越了法国学者戈岱司名著《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Textes d’Auteurs Grecs et Latins Relatifs àl'Extrême-Orient, 1910）之处。

中国文学中接受西洋文明的早期文献，也是他关注的论题。1948年，他写了关于朗费罗《人生颂》之早期汉译的英语论文，后来扩充为更加旁征博引的汉语文章，汉语版中提到，“当时计划写一本论述晚清输入西洋文学的小书”。《管锥编》中征引明清人记录西洋饮馔、器物及语言的文献非常广博，但《手稿集》里读相关文献的批注，信息更要庞大数倍。那部“小书”的已完成部分中描述了西洋文学是如何遭到多数晚清海外旅行者的忽视：“公使里像郭嵩焘的诗和古文、张荫桓的诗和骈文，都不愧名家，薛福成的古文也过得去。曾纪泽作得很好的诗，又懂英语，还结合两者，用不通的英语翻译自己的应酬诗。参赞里的黄遵宪更是开派的大诗人，黎庶昌作古文不亚于薛福成。这些中国诗人文人仿佛‘只扫自己门前雪’，把隔了一垛语言墙壁的西洋诗文看成‘他家瓦上霜’，连捡起一点儿道听途说的好奇心都没有。”他后来说：“钟叔河同志编订郭嵩焘日记未刊手稿，使我看到《使西纪程》里删节的部分”，才注意到郭嵩焘日记里提到过莎士比亚，但仍对其到英国不足一月便声称“文章礼乐不逮中华远甚”的自负有所批评。钱锺书举出例外之处的，是李凤苞与张德彝的游记。李凤苞《使德日记》篇幅不大，钱锺书除了在文章里提及李凤苞记录歌德生平著作外，读书笔记里还注意到此人见过博物学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辉煌名著《宇宙》（Kosmos）之手稿。钱锺书在读书笔记里对张德彝已刊日记发掘出更多的文学交流史料，他除了摘录《丛钞》中的《航海述奇》和从《四述奇》拆散了的几种随使日记外，还将单行本《四述奇》与《八述奇》做成札记数条。张德彝长期作为翻译随员出国，日记有闻必录。今人稽考他所记载详细的西方戏剧多达十几种。钱锺书的读书笔记批注仍有不少重要的发覆之见，为已有研究所忽视的。例如，《八述奇》光绪二十九年10月26日，三十年11月13日，两度记述西敏公学（Westminster School）演出拉丁语戏剧，根据人物名称和故事梗概，可确定前一部是普劳图斯的《仨钱儿银币》（Trinummus），后一部是泰伦提乌斯模仿希腊喜剧家米南达所作的《安德罗斯女子》（Andria）。这都是西方文学传统里的古典名著，远比他看过的《浮士德》《哈姆雷特》或者《八十天环游地球》重要得多。此外，有几位在欧美国家传播汉语文学的晚清著名人物，如王韬、戈鲲化、丁敦龄以及陈季同等。钱锺书因关注过朱迪特•戈蒂埃（Judith Gautier）译《白玉诗书》，因而注意到她的家庭教师及合作者丁敦龄（Tin-Tun-Ling）。《谈艺录》补订中曾以一页多的篇幅议论此人，首先以张德彝《再述奇》里记述在法国会晤后的印象（“品行卑污”）为基调，继而揭露其冒充举人、文理不通的劣行，并且还冒充诗人，将自己的诗与李白、杜甫、苏轼等并列一集。最后指出“译诗者而不深解异国原文”，则不能审察原作佳劣的问题。《容安馆札记》还提到了丁敦龄以法文写的小说《偷小鞋》（La petite Pantoufle），自序中杜撰捏造说：“Khoung-Fou-Tseu a dit: Pou-Toun-Kiao-Toun-Li. —Les religions sont diverses, la raison est une”，钱锺书讥为“已开今日留学生在欧美演讲中国文化法门”。

而钱锺书的阅读视野早已决定了他对中西文学交流的考察并不局限于五四、清末甚至是晚清这个范围。他父亲曾骄傲地声称近代读明清集部之书的人没有比得上他父子的，他自然不会忽视晚明到清代中期以前那一股西学东渐的潮流在中国文学里的影响。《容安馆札记》第748则，读冯梦祯《快雪堂集》至卷59日记部分，钱锺书注意到有和来华耶稣会士利玛窦接触的记载，于是提到多种集部文献、学问笔记乃至“兔园册子”里出现过的与利玛窦交游或是评价其思想的资料，“皆未见人称引”。相对于晚清人士有机会畅游海外，在声光化电的世界里“热闹热闹眼睛”，晚明文人更多是从心性的思想交流上看待西方文明。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钱锺书对李世熊《寒支集》的一些摘录：“西学之粹者，与吾儒何殊？所说天堂、地狱，留此影迹，供人弹射，解者无可辨，亦不必辨。至其推步测算、制器尚象、挟情按隐，中国所未有，将来与经典并垂也”（《二集》卷二《与雷扶九》）；“大西人问年寿，每以见在者为无有，如贱辰七十，则云：‘已无七十者。’此语凄痛。”（《答王振子》）指出西学精要处与中国思想并无分别，又注意到其学术思想为中国所缺乏的优长之处。就在上面这段引文之后，钱锺书得出了一个极有概括性的评断：“明季人于西教尚稍识，真远胜清季人之妄诞。”清季人对于西方文明的“妄诞”态度，不仅存在于他们沉溺于器物层面的新奇热闹，也不仅是凡事要攀附一个“西学中源”或是“中体西用”。晚清接受西学的问题在于文学表达习惯，西洋女子会被称为“鬼妇”“貘母”，照相术、留声机都能够给中国人带来巫法幻术的邪恶想象，洋餐洋酒也时常成为中国人的肠胃无法消受的可怕折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异”，演化为“怪异”的“异”。华夷之辨的问题本身因满清统治者的敏感反而会被更错误地进行移用和渲染，针对外来文明的仇视敌对态度，使得本来看似可以交流沟通的文明对话变成一种怪诞的（grotesque）修辞传统。

1978年，钱锺书在意大利发表英语报告，题《意中文学的互相照明：一个大题目，几个小例子》（The Mutual Illumination of Italian and Chinese Literature），认为中、意文学一定存在着尚未揭示的古代交流途径，“它们很值得研究”。在钱锺书看来，至少晚明中国文学确确实实已经在培养着这种世界感，我们并非是因为挨打的屈辱才走向世界的，文学交流是文学发展自身必要的一个核心主题。故而《谈艺录》的序言里标榜“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宗旨，这本身就是宋代心学家发明，被明代人反复加以发扬的老话头。不过，晚明的耶稣会中文文献钱锺书所见甚少，曾感慨“惜不得天主教旧译书一检之”，这一盲点也正是今天相关研究大有可为的所在。我们的现代和西方文艺复兴，其实一直有很多同步之处。回到本节开始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主题，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建立联系时段本来就更长远，尽管中间也可能存在着其中某个时期这种联系的断裂、停滞甚至退步，但从长时段看，这种联系，并非是一方对于另一方的单向影响，而是存在着丰富的互动，以及在尊重彼此传统的前提下走向共同发展的努力。由此来说，现代文学的中西之同，就在于跨语言、跨文化交流背景的必要性。

 二、在近现代作家之中 

钱锺书自己的文学活动，自然属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的一个部分。他身上带有作为“一零后”出生作家那代人某些成长的共性：童年经过半新不旧的发蒙，然后在新式学校接受西化的教育。虽然十岁之前就已经读完主要的传统儒家经典，并且旁涉子史诸书，但接受教育的目的已经不在于科举考试等实际需要。而与此同时他也受了一些西方文学的影响，同很多现代作家一样，其文学观的世界性，最初也是从“林译小说丛书”开始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这是1920年代初期，身处无锡县城里的少年钱锺书似乎还完全没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感到特别迷人的西洋小说，包括哈葛德、华盛顿·欧文、司各特以及狄更斯的作品，从文类来看，大多是冒险、历史类作品，狄更斯属于西方大作家里不受新文学家重视的特例；从钱锺书后来的读书笔记和相关资料来看，他对凡尔纳与柯南·道尔等小说家终生怀有的强烈爱好，也是属于从小培养起来的文学口味。根据杨绛所述，钱锺书从小所喜爱的“书摊读物”都是《说唐》《说岳》一流的演义小说，中学时仍以《小说世界》《红玫瑰》《紫罗兰》等杂志为消遣，这些是典型的“礼拜六派”通俗文学刊物，尤其是《小说世界》，乃是茅盾接手《小说月报》改组后商务印书馆为处理旧稿件专门创立的与新文学阵营“势同水火”的杂志。也在这时，钱锺书任性肆意的阅读兴趣遭到了他严厉的父亲的阻挠与干涉，“乃得知《古文辞类纂》、《骈体文钞》、《十八家诗钞》等书”。由三个传统诗文选本而与清代文学最重要的总结成果发生联系：姚鼐的桐城派文章眼光，与“林译小说”的文笔相呼应；阳湖派的李兆洛，代表了钱锺书家乡所在的常州文章传统；而曾国藩主导了清代后期最有声势的宋诗派或谓“同光体”的诗歌主张。

钱锺书少年时代“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对李商隐的爱好可能就是从《十八家诗钞》确定下来的，义山是涉足杜甫门庭的一个基础；黄景仁更像是他个人的选择，这也是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倾心自拟的抒情诗人之前身。后来之所以脱离“风华绮丽”的诗学偶像，在清末诗人陈衍的叙述中，是与这位忘年交老辈的指点不无关系的。作为“同光体”的诗歌批评家，陈衍担忧钱锺书原来那种作诗的方式会损伤自身的“元气”，他提出劝告：放弃伤春悲秋、过于消耗情绪的创作，稍以读书学问为诗歌根基。同光诗人的名家多与维新派关系紧密，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里多处肯定改良派“诗界革命”以及表现新学新知之作。与陈衍年龄相仿、存在亦师亦友之关系的陈三立也不是守旧不化的诗人，《围城》里的人物说：“我那年在庐山跟我们那位老世伯陈散原先生聊天，偶尔谈起白话诗，老头子居然看过一两首新诗，他说还算徐志摩的诗有点意思，可是只相当于明初杨基那些人的境界，太可怜了。”“太可怜了”这个四字考语，和钱锺书40年代末札记里评价《眉庵诗集》的“秀处纤弱，和处驰懈”差不多，正是“石遗丈”对青年“中书君”诗作的担虑之处。实际上，1924年，徐志摩曾陪同泰戈尔到杭州访问过陈三立。若是以陈三立在清末民初宋诗派的地位看，把徐志摩比作明初的诗人，丝毫算不上什么称赞。和徐志摩交游更多的是郑孝胥，这位同光体重要代表诗人历来追摹的范围更为广泛，钱锺书晚年的读书笔记里曾记载《郑孝胥日记》所记胡适、徐志摩上门拜访的事。由此来看，在钱锺书的视野里，新、旧诗人之间并非是隔断的两个世代，然而自己却不免像他小说主人公所讲的那样：“我对新诗不感兴趣”。他自己会使用白话文写散文、小说和论文，却绝不肯写白话诗。《围城》里苏文纨的作品，是杨绛替他从中世纪德国谣曲里翻译的，《管锥编》里的外国诗文则皆译为文言。

然而钱锺书也并非一味推崇旧体诗，《围城》除了有对现代白话诗人的嘲谑，同时也讥讽了同光体老辈和当代遗少。钱锺书谈诗论艺甚少无保留意见地全然褒扬之词，这与他一向反感门户之见的立场是一致的。褚慎明这种虚构的人物，因接触同光老辈而以承接旧诗正统沾沾自喜，甚至表现出比老辈还更守旧、更强调门限家法的态度，这在钱锺书同代人中也绝非少见。钱锺书倒也曾正面表彰过新诗的成就。他在评价清华学生诗人曹葆华诗集《落日颂》（1932年，新月书店）的文章里，拿崭露头角的新进诗人作为批评对象，号称是一种对自己审美敏锐度的考验，他提出曹葆华的诗虽然缺少变化，满篇是摹仿他人的痕迹，但有一点值得期待，即里面有一种神秘的成分。这与他在《谈艺录》时代频频关注西方神秘主义诗学、想在中国诗学传统里找出相应之表现的思想是一致的。他父亲钱基博所著《现代中国文学史》（1932年），是在同题著作里非常别致的一部，主要篇幅都是在谈论传统诗文在近代的表现，白话新文学只占很少一部分。而就在这部著作问世的同时，钱基博致信钱锺书，说“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这可被视为钱氏家风。钱锺书的读书笔记，也确实没提过任何现代中国白话文学作品。

对于钱锺书读林译小说而对西洋文学发生兴趣并以此为学业，陈衍同样表示了惋惜：他认为林纾翻译的目的，在于由此引导青年“进而学他的古文，怎么反而向往外国了？”这是当时晚清一代文人学者几乎共同的看法。钱锺书后来感激林译小说给他童年赋予的“后来孩子们看野兽片、逛动物园所获得的娱乐”，写作《林纾的翻译》一文，重新审视文学翻译的方式，并提及陈衍当时的评价。文章着重剖析了“译才”这一文化身份认同上的时代心理，反过来替翻译辩护，尤其是表彰林纾的世界主义眼光：“好多老辈文人……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科学上不如西洋，就把文学作为民族优越感的根据。在这一点上，林纾的识见超越了比他才高学博的同辈。”不顾亲疏关系而加以褒扬（林纾与钱基博略有恩怨往事），这和《石语》里非议林纾自视甚高的古文之学是不同场合不同角度的表述。《林纾的翻译》一文里通过《巴黎茶花女遗事》，说明“古文惯手的林纾和翻译生手的林纾仿佛进行拉锯战或跷板游戏”，此后的林译逐渐放开手脚，认识到“‘古文’的清规戒律对译书没有任何裁判效力或约束作用”了。

钱锺书等著《林纾的翻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钱锺书对林译小说的“化译”路径做出了很多肯定的意见，这与他一向对于鲁迅所代表的“直译”表示异议大有关系。后来《管锥编》里讨论魏晋六朝的佛典汉译，曾指出严复的“信达雅”口号实源于支谦《法句经序》。“信”（钱锺书解释为“依义旨以传，而能如风格以出”）本身就包含了“达”和“雅”。“雅”并不是靠增饰润色来完成的，但很难说清“信”与“达”的关系。钱锺书心目中的“达而不信”者，正类如林译小说；而言“未有不达而能信者”，则矛头指向的是所谓“直译本”（la traduzione letterale），背后则是对鲁迅为代表的翻译思想的否定。

钱锺书与鲁迅更多的“潜在对话”，在于古典文学方面。他凭借幼年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著述与札记中时常注意增补鲁迅小说史研究的资料之缺漏，屡有“补周氏《小说旧闻钞》之遗”、“皆徵小说旧闻者所未及”的自鸣得意之语。《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里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阅读颇为丰富，有不少精彩的议论，虽然日后没有专门的论文问世，但他的《管锥编》续编计划里很可能还会以《红楼梦》《西游记》等书为主干。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学术兴趣的养成，和五四传统对古典小说研究风气的推动不无关系。钱锺书的笔记里对于古典小说名作的某些看法并不遵从名家意见，譬如于《封神演义》作者问题，就不认可鲁迅根据明刊本卷二题署所提出的许仲琳一说；也不赞同刘半农断定《西游补》作于明亡之前。尽管如此，他也摆脱不了前人的大体格局。比如鲁迅、刘半农、周作人等对于《何典》《常言道》《钟馗传》《西游补》等一类作品的发现或是重视，发掘所谓“游戏笔墨”下反叛传统的修辞表现力和文化批判力，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钱锺书对这类作品的留意和读解。他特别熟悉和重视的《醒世姻缘传》，固然影响来自更早的李葆恂、黄遵宪等一代人，从其读书笔记看，他对作者为蒲松龄的看法，仍几乎照搬了胡适的《醒世姻缘传考证》（1931年）。

最值得一提的是《儒林外史》与钱锺书的关系，这特别能反映出他对现代中国重建“经典”的不同意见。1917年，钱玄同和胡适表彰第一流古典白话小说，都列出《水浒传》《红楼梦》和《儒林外史》三部。陈独秀赞许这部小说客观地“刻画人情”；钱玄同也强调“描写真切”、思想健康，适合青年学生阅读的特点，并认为吴敬梓具备新思想。影响更大的是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里的意见，肯定其“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为中国讽刺小说之始。胡适赞同鲁迅的意见，认为吴敬梓是“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能够“公心讽世”，相比之下，晚清小说家“所谴责的，往往是当时公认的罪恶”，容易引起响应，这是写小说骂人为糊口的谋生思路而已。钱锺书却在《小说识小续》中说：“近人论吴敬梓者，颇多过情之誉；余故发凡引绪，以资谈艺者之参考”，就是针对以上意见而发的异议。他自己在40年代上海写成的长篇小说《围城》发表后至今，一直被人们称为“新《儒林外史》”，但在钱锺书自己的意见里，他未必以为《儒林外史》算得上第一流的小说。《小说识小续》刊于《围城》连载后不久，有很大篇幅论及《儒林外史》，开篇即说：“吾国旧小说巨构中，《儒林外史》蹈袭依傍处最多。”按照这一指摘意见的标准，翻过来审视《围城》，我们发现后者的确在小说的艺术创造力方面大有建树。《林纾的翻译》中钱锺书补注说，《儒林外史》“沉郁痛快处似尚不如”《醒世姻缘传》，谓其针砭与讥刺不够深刻。这也许正是“公心讽世”所致，大多只能放在八股制艺的层次来进行描述，这置于五四新文化语境之中，自然大受推重。《围城》问世后，评论界往往觉得虽然有出类拔萃的小说技巧，却是才胜于情。这是停留在《儒林外史》的标准来审视《围城》所致，钱锺书自己对于这个标准是并不满意的。

钱锺书和周作人的关系也比较复杂。他在学生时期就写过《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书评，反对周作人“言志”“载道”的两分法以及将新文学溯源至晚明公安、竟陵的观点；短篇小说《猫》中以“日本通”而“通日本”的人物明显是对周作人加以影射；60年代又在给黄裳的信中，评价其师文风之“骨董葛藤酸馅诸病”，后来因为收信人公布信件而为世人所熟知。从这些方面看，钱锺书对于周作人主要持反对和批评的立场；然而其复杂之处在于，钱锺书的早年阅读经验里存在着知堂的影响，虽然说可能随后即自信超越之，故反而一再对周作人的爱好与观点甚至文风进行批评。

从个人的阅读史角度看，鲁迅、周作人兄弟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们所吸纳融汇或只是经手传递的中西古今文学资源极为丰富。钱锺书绝对是足够可以与之相抗衡的现代文学家了。对于周氏兄弟受惠于中国文学传统之处，钱锺书因长期浸淫古典群籍，容易找到或远或近的关联。高恒文曾指出《谈艺录》第69则论陶诗存在着与鲁迅观点的潜在认同，这倒也许还并不是特别准确的一个例证。《管锥编》讨论《列子》张湛注，以及《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所辑录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占去了全书一半以上的篇幅。尤其是最后这部书，是研究魏晋六朝文章最为完整的文献总集。从读书笔记和《容安馆札记》来看，钱锺书下过长期而深厚的功夫，《管锥编》里的意见就是从他16岁被严厉的父亲责令读《骈体文钞》以来最终的一个总结。涉及《与山巨源绝交书》里“最引起许多人的注意，而且于生命有危险的”那句话，“非汤武而薄周孔”，钱锺书也发表了一个篇幅不小的嵇康、阮籍合论，其中有一段提及：“《家诫》谆谆于谨言慎行，若与《绝交书》中自道相反而欲教子弟之勿效乃父者，然……接物遇事，小小挫锐同尘而已，至是非邪正，绝不含糊恇怯，勿屑卷舌入喉、藏头过身。……夫疾恶直言，遇事便发，与口不议人过，立身本末大异，正忤世取罪之别于避世远害也。”可看作是针锋相对地反驳鲁迅名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里“世上正有不愿意他的儿子象他自己的父亲哩”的说法。而陶潜在鲁迅和钱锺书那里的理解，其实也并不存在什么暗合之处。鲁迅对于《闲情赋》的看法是“很摩登”，认为“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很大胆的”（《“题未定”草·六》），“《文选》不收陶潜《闲情赋》，掩去了他也是一个既取民间《子夜歌》意，而又拒以圣道的迂士”（《选本》）。即肯定其中人欲的合理性，伸张追求爱情的勇气。《管锥编》特别指出“闲情”之“闲”乃是“防閑”之“閑”，即《说文》认为通“阑”字的意思，乃是阻拦、防止，绝非《大学》“閒居为不善”的“閒”，赋中有“始则荡于思虑，而终归闲正”的话。钱锺书以为其实陶潜并未落实全篇的文旨，终究是“悬羊头而卖马脯”了，因此《昭明文选》不收此篇。讨论的角度有所不同，虽然下文也对鲁迅所赞许的那段“十愿”大加赏鉴了一番，却并不以为是思想情感上的独特表达，只能算是同类文体之定式里完整传世的一个作品而已。

如果说钱锺书与周氏兄弟还因其背后的文化传统而存在各种对话，那么他同其他现代著名作家的关系就更多停留在浅层次的往来上。他与茅盾在70年代末也偶有书信往来，从茅盾回信的文字（“忆有《宋诗选注》，似出先生手笔。近来有何著？”）来看，两人并不熟悉。1985年4月26日钱锺书致李国强信，提到李编当月《广角镜》刊载的秦德君《我与茅盾的一段情缘——愿以本文，引起健在者的追忆与补充》一文。顺带提及社科院两位学者林非、刘再复所著《鲁迅传》完全不提鲁迅原配妻子朱安，这与他与别人谈话时的意思差不多。钱锺书这些被公开的私下议论，往往被人们理解为是对言行品德的非议，但其实他的意思主要是不满于文学研究者“替贤者讳”，掩饰文学家活生生的真实一面，而片面突出其伟大之处。钱锺书在牛津的学术导师以文本校理见长，其治学经验被人总结的表现之一就是广泛借助传记、文学史和辞书等手段研究文学作品，从掌故、渊源和语义及语境的变化中来研究作家。钱锺书也并不反对通过对作者生活之侧面的考察认识来加深某种理解，挖掘作者私人生活的隐秘，和经史文献上的考据学问，有相通处：“文献征存之考真妄，与帷薄阴私之话短长，殆貌异而心同者欤。”他对于盛名之下的不同意见多怀宽容，惟不喜欢不恰当的恭维。我们不要忘了他还说过这样的话：“用谈话和举动为自己制造出来的公开形象，往往是一位成功作家的最失败的创作，当然也许是一位坏作家的最好的创作。”（《和一位摄影家的谈话》）

此外的现代作家，如胡适、罗家伦、朱自清、郑振铎、俞平伯、朱光潜、李健吾、林徽因、萧乾、冰心、卞之琳、何其芳、沈从文、张爱玲、邵洵美、吴兴华等人，也或多或少与钱锺书有往来，在此囿于篇幅，无法也不必再一一述说。但需要看到，钱锺书文学创作上的独特风格，以及他论诗谈艺的批评观念，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主题里的某些缺失也是一种极有启发意义的补充甚或矫正。

 三、风格与观念 

作为现代文学家的钱锺书，其文学风格无疑具有独特之处。这个独特之处大多是借助于“它山之石”才得以展现出来的。先后有几位西方汉学家重视过《围城》的文学风格。最初，夏志清指出，“《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作为讽刺文学，它令人想起像《儒林外史》那一类的著名中国古典小说；但它比它们优胜，因为它有统一的结构和更丰富的喜剧性”。从上文可知，钱锺书是要在《儒林外史》并不擅长的修辞创造力上与古典小说争胜的，他其实不会认可这种并不真切的赞美：结构统一、喜剧的意涵更丰富，也许都只是现代小说本身所具备的条件，并非《围城》作者钱锺书真正和《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之作者比较高低的所在。

耿德华（Edward M. Gunn）曾将40年代钱锺书、杨绛和吴兴华、张爱玲不同文体的作品界定为一种“反浪漫主义”的文学风格，然而《围城》里面具有更多超越性的关怀和眼光，并不仅仅满足于站在对立面上。虽然小说《围城》有一个战争背景，面向日语译者的问询时，钱锺书拈出《史记》给他看，是一种政治情感的表现。在这个中国出典里，鲁仲连“曷为久居此围城之中而不去”本身就是一种完整的回答。答曰“吾不忍为之民也”，更显锋芒，但在此重要的意思是吾“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这显示出钱锺书清醒而超脱的政治立场，正如后来杨绛别有深意的译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也像是钱锺书本人的写照。这是一种文化品格，也是清醒的政治态度，即始终自觉保持距离，非出于“幻想破灭”才如此。胡志德（Theodore Huters）早年分析《围城》章节布置的“功能序列”，提示研究者对形式的关注。最值得重视的可能是结尾的安排。钱锺书早就称许文学家写出的那种“富于包孕的片刻”，就在于“问而不答，以问为答，给你一个回肠荡气的没有下落，吞言咽理的没有下文”，《围城》的结尾，“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岂不正好就“像韩立德（Hamlet）临死时所说，余下的只是静默——深挚于涕泪和叹息的静默”。“没有下文”的结局和整部小说的圆形线索，都使得整部小说富于言外之意，耐人寻味，与同时期所著《谈艺录》再三为“神韵”派诗学张本、喜谈圆形思维的“神秘宗”思想大有关系。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为《围城》英译本所作序言（2003年）里也有几个值得提及的见解，其一就是小说家钱锺书描述了许多肮脏、丑陋之物：“《围城》充斥着胆汁、呕吐物和粘液。人体——不光是方鸿渐的人体——通过口鼻的通道而一再呈现不适状态。晕船、晕机、晕车、吐酒、婴儿喷出的唾沫及口水，还有鼻涕。……这些时刻存在着比讽刺更多意味的东西。”钱锺书（同周作人一样）早就赞许过路吉阿诺斯《苍蝇颂》这样的带有“突降法”色彩的体物小赋，对于明清人的“登坑曲”“坑厕赋”这种游戏文章以及拉伯雷的类似趣味也都很熟悉，《容安馆札记》里没少讨论经史诗文戏曲小说“丑的历史”。他找出西方文学里也有和《何典》卷首“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这样的句子，目的是以降格的“审丑”之术来挑战徒有空壳的现实秩序。他还认真详细阅读过沃尔夫冈·凯泽尔（Wolfgang Kayser）的《怪诞论》（Das Groteske，1957，中译本题为《美人和野兽》），可知趣味风格的产生与文学理论视野存在着互相印证的关系。在果戈里《狂人日记》作品的分析段落下，有个批注：“《狂人日记》袭”，这不算独家发明，但代表了钱锺书认识到的鲁迅小说风格的外国文学资源，而两人之间由此也存在着相通之处。

“钱锺书集”十种，三联书店2001年版

可以说，钱锺书对风格与趣味的标榜，在于重视修辞命意的中西比较与文字背后的心理活动或精神现象。比较修辞命意乃是品鉴文艺中因循蹈袭的水平高下之分，与不同民族语言文化间相通的构思规律之同，钱锺书曾目之曰“渊源学”，将修辞上的才思作为一种具有历史意义的精神成果，在历代不同语言不同作家那里建立正确的关系，从而彰显同类修辞手法的先后使用者产生雷同、暗袭、翻案等不同情况的时间序列。《谈艺录》中大篇幅矫正清代《随园诗话》以来性灵、神韵派之缺失，有意思之处在于，所论其实又并不仅是一个文学批评史的问题，这与现实的中国语言文学状况紧密相关。钱锺书认为，“学人每过信黄公度《杂感》第二首‘我手写我口’一时快意大言”，再三批评“流俗”以直抒胸臆为借口，不知锻炼修辞笔力，不懂以学问思想来涵养文章，浅尝妄作、畏难取巧之徒多而好学深思者少。他提出“培养性灵”，必须从学问的“记闻”来入手。由此可见钱锺书的文学观念在于“文”（文艺）、“学”（学术）合一，不将二者割裂。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卷《文学总略》里认为“以文辞学说为分者，得其大齐，审察之则不当”，除了涉及文笔之辨，主要是就文学的“感性”和学术的“知性”的简单二分法进行批评：文辞优美者也可以蕴涵事理，学说高明者也能够感动人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受十九世纪西方文学史观念演变的影响，采取以艺术为中心的角度，重视艺术经验、情感影响等因素，从此忽视史志、论辩等类型的学术文章，只以诗歌、戏剧、小说和难于界定的“散文”作为文学来认识，而且以文体自限，较少追求长于哲理或是论辩、考据的文学创作道路。

以往文学批评家诟病钱锺书文学风格的问题，多在于他的“掉书袋”这种炫学特点。原因当然就在于钱锺书并不认可“文”“学”割裂的二分法。钱锺书早年就谈到，“思想的影响文笔，正不亚于文笔的影响思想”,后来论骈文反而善于议论，因为事理往往有正反二端，骈偶句式恰好可以每个推断步骤都从正反两端来展开，那是他提的一个很高理想。这可以看作是对上引章太炎论点的一个增补和延伸。刻意追求文辞骈俪对仗，会难免出现强硬拼凑、不成义理的问题；但如果运用得当，骈偶文辞可以发挥出更精妙的效果来。因此，“骈体文不必是，而骈偶语未可非”。针对骈体文时常为人所非议的“隶事”“骈语”这两个问题，钱锺书常以“世间事理，每具双边二柄”论之。在一般文家心目中，骈体因为操作上的复杂与困难，似乎并不适合论理。钱锺书认为，骈偶成对，出语尽双，反而是骈文发表议论的长处，故曰“非以两当一，而是兼顾两面，不偏一向”。钱锺书的骈散结合观念，本与近代散文的走向和很多新文学作家的实际思路暗合。他在30年代曾经表态：“近日风行之白话小品文，专取晋宋以迄于有明之家常体为法，尽量使用文言，此点可征将来二者未必无由分而合之一境。”这里依然指向周作人一派的散文观念，认为晚明的性灵文学早有渊源，就在于六朝时“横生出一种文体来，不骈不散，亦骈亦散，不文不白，亦文亦白，不为声律对偶所拘，亦不有意求摆脱声律对偶，一种最自在最萧闲的文体，即我所谓家常体”。《管锥编》中较少出现《谈艺录》里那么长的排比对句，只是偶而掺和一二骈语而已。但是，文体也好，修辞也好，终究语言的才能关系思想之活力。

钱锺书评价林译小说的文体是林纾自己“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通俗”就是雅俗文体之间互相启发的一种尝试，“随便”乃是“游戏笔墨”的心态下自由无功利目的地施展才力。惟“弹性”一词值得展开申说一二，这与他跟友人解释采用文言写作专著说的“借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是有一致之处的，这种文体上的“弹性”为的是容纳外来的新内容。而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范围里，旧的文言文体的“弹性”，也是新文体产生后的一种良性反应。作为小说家和散文家的钱锺书是使用白话文的高手，《旧文四篇》《也是集》里的论文证明他也有以白话论学的能力。1934年发表于《国风》半月刊的《与张君晓峰书》，是钱锺书表达关于文言白话问题之意见的重要通信。他认为白话文学的发展需要和文言诗文互相借重，提出“白话至高甚美之作，亦断非可家喻户晓，为道听途说之资”；不赞许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以来对于“用典”的排斥，反对文学标准因“启蒙”或“革命”宣传的功用而片面追求简朴、浅易。最后他说：“白话文之流行，无形中使文言文增进弹性（Elasticity）不少。”“弹性”即是活力，绝非固执一端，不以文体、语体、门户、流派、理论、主义为党同伐异的藉口，一切都依靠作者自家本领的发挥来成就。钱锺书不认可五四文学革命所云“活文学”“死文学”这种说法。他谙熟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之文学，自然知道“新拉丁语”如何在近代持续其生命力，与俗语文学共同发展，并从古典学的复兴运动中持续向近代民族语言输入资源与能量，长达数百年之久。反过来审视中国现代文学的兴起，20世纪太多与传统坚决割裂的声音了，绝少人会说起双方互相参考、互相借重、互相滋养的可能，钱锺书的意见几成绝响。

 四、结语 

《谈艺录》结尾提出“同时之异世，并在之歧出”，使得布局首尾相扣，整体呈现一“圆”象。这呼应了全书开篇引席勒之言：“所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制”，“体制”（Manier）即“体式”“风格”。从个体作家身上体现出的自相矛盾之处，延伸到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都存在的无法简单统一说明的文学与思想趋向，为“时代精神”“地域影响”这等概念名词所无法涵盖。我们一方面可体会到钱锺书胸中涌起接通中西而产生“同时性”的世界感，另一方面又当理解文学史的演进发展并不应该只是关注新的“时代主题”，之所以存在“异世”，是因为“新”未必应该取消“旧”的存在资格。此即后来钱锺书在谈话中表述的：“在人文科学里，至少在文学里，新理论新作品的产生，不意味着旧理论旧作品的死亡和抛弃。”钱锺书将迎“新”而不辞“旧”的文学史现象，看作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最为本质的区别。这也许是《谈艺录》在文化整体观和历史意识方面最大的创见。而由此想见，对20世纪中国文学想当然以割裂传统为现代性之获得手段的忧患和反思，自然就是压在纸背最关切当下的现实关怀了。同时，这种文化整体观和历史意识也不能仅仅依靠文学研究获得足够的支撑，正如钱锺书后来认识到的那样：“我们讲西洋，讲近代，也不知不觉中会远及中国，上溯古代。人文科学的各个对象彼此系连，交互映发，不但跨越国界，衔接时代，而且贯串着不同的学科。”这成为《管锥编》中努力追求的目标。

库尔提乌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

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从钱锺书的读书笔记手稿中，可以看出他对西方文学古典传统在现代文学中的延续问题极为关注。他非常熟稔罗曼语文学家库尔提乌斯所著《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Europäische Literatur und lateinisches Mittelalter），此书寄寓着作者在二战前后对于“岌岌可危的德意志精神”的忧虑，处处体现了欧洲文学统一体的信念，将文学传统从中世纪上溯至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库尔提乌斯指出，一切现代文学的价值都在于将一部分古典传统复活，“过去的文学”并非死去，而是随时可以在当下活跃起来的内容，这揭示着文学的本质特征即“永恒的当下”（zeitlose Gegenwart）。钱锺书的“同时之异世”说法，与之不谋而合。钱锺书不该是一个被人们供起来的高高在上的神话，而是应该让他的种种关切到当下的批评意见，从难以接近的渊博论说中走回汉语文学的现场，对当下和未来能够有所启发。

*注释从略

线上雅集｜张治：书斋内外的钱锺书

钱锺书的阅读世界，并非躲避现实的乌托邦，而是与他身处的时代多有联系。在动荡、艰难的年月，读书有何作为？张治老师在钱锺书身上看到从不避重就轻的治学精神，以及敢于痛快直白的批评态度，这是读书人的美德和操守。在以下的各期文章里，张老师将和大家分享他近年研究钱锺书先生著作和手稿集的一些收获。点击下方题目，收看讲述视频。

责任编辑：曹全友、崔璨